当今大学通识教育之我见
重塑大学通识教育:中西融合与未来发展
摘要
现代“通识教育”思潮主要源自西方,尤其是现代美国高等教育。美国通识教育的显著特点包括:以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认同为宗旨;以西方经典著作的深度阅读为核心教学方式;课程设置经过专门机构的精心设计;通常由一流学者授课,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生讨论。我国将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译为“通识教育”,并融入了民族传统教育思想。儒家教育强调“博学”与“贯通”,蔡元培、梅贻琦、胡适、潘光旦等人主张将自然、社会与人文融为一体,为更高层次的专深研究奠定基础。我国通识教育虽取得了一定成绩,但仍存在诸多问题,亟需深入研究。通选课应如何合理设置?若将其视为“附属课”或“辅助课”,则难以实现通识教育的目标。通识教育的核心在于拓宽基础、沟通文理,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,提升人的气质。
关键词: 通识教育;健全人格;美国高等教育
一、美国现代“通识教育”的起源与发展
现代“通识教育”思潮主要源于西方,尤其是美国的高等教育。现代研究型大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:应主要培养专才还是通才?古典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关系如何?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位置应如何安排?这些问题在国际上长期存在争议。
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期,美国大学经历了从古典人文主义(以英国牛津、剑桥为模板)向研究性专业教育(以德国柏林大学洪堡模式为模板)的转变。这一转变的标志是1876年霍普金斯大学和1892年芝加哥大学的建立。此后,哈佛、耶鲁、哥伦比亚等大学纷纷效仿,转向德国模式。然而,仍有一些学院坚持传统的英国模式,注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。
现代通识教育的尝试始于1917-1919年的哥伦比亚大学(胡适、蒋梦麟、冯友兰、马寅初等北大著名学者曾在此就读)。到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,哥伦比亚大学逐渐形成了本科通识教育的体系与制度,本科前两年以通识教育为主,后两年转向专业教育,这一模式成为美国各大学的样板。
美国通识教育的两个重要文献是芝加哥大学原校长哈钦斯(Robert Hutchins)1936年发表的《高等教育在美国》和哈佛大学校长科南(James Conant)1945年发布的《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》(即“哈佛红皮书”)。哈钦斯批评了当时美国大学过于功利化的倾向,主张大学应首先进行“共同教育”(即通识教育),以培养共同的文化基础。他强调,大学应引领社会,而非被市场左右。通识教育的核心应是对西方经典著作的深度阅读。尽管哈钦斯的观点在芝加哥大学内引发了激烈争论,但最终在1942年得以实施,芝加哥大学也因此成为通识教育的典范。
哈佛红皮书则进一步强调了通识教育的重要性,认为其为现代社会奠定了共同的文明基础。1987年,斯坦福大学对通识教育进行了改革,虽然增加了非西方文明的内容,但主线仍是西方文明的认同。
总结来看,美国通识教育的特点包括:以西方文明认同为宗旨;以经典阅读为核心教学方式;课程设置经过精心设计;由一流学者授课并组织讨论。
二、我国通识教育的传统资源
我国将General Education或Liberal Education译为“通识教育”,并融入了传统教育思想。儒家经典《礼记》中的《学记》提出“知类通达,强立而不反,谓之大成”,《中庸》则强调“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”。儒家教育注重“博学”与“贯通”,孔子也主张“吾道一以贯之”。儒家“六艺”(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)涵盖了德、智、体、美等多方面内容,旨在培养“士”、“君子”以至“圣人”的完善人格。
1912年,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,蔡元培任校长后,借鉴德国洪堡的教育思想,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主张“德、智、体、美”全面发展,强调文理沟通,塑造“健全人格”。梅贻琦、胡适、潘光旦等学者也主张通识教育应培养通才,而非专才。潘光旦认为,大学教育应注重自然科学、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会通,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。
由此可见,我国的通识教育虽借鉴了西方经验,但也有深厚的传统资源。我们应结合中西方的优势,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之路。
三、当前通识教育的问题与建议
我国通识教育已实施十多年,取得了一定成绩,但仍存在诸多问题。首先,通选课的设置缺乏统筹规划,课程内容杂乱,难以达到通识教育的要求。其次,部分教师和学生将通选课视为“附属课”或“水课”,导致教学质量不高。最后,通识教育的核心含义和要求尚未得到充分理解,学界对此存在分歧。
为改进通识教育,我提出以下建议:
合理设置通选课:通选课应围绕拓宽基础、沟通文理的目标,注重经典阅读与讨论,而非单纯增加课程数量。
加强师资力量:通识教育应由一流学者授课,确保教学质量。
融合中西资源: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同时,深入挖掘我国传统教育资源,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通识教育体系。
提升学生参与度:通过多样化的教学方式,激发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兴趣,避免将其视为“学分课”。
总之,通识教育不仅是专业教育的基础,更是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关键。我们应充分认识其重要性,推动通识教育的深入发展。